潮州木雕不单单是一项年代久远的手艺,还是一部借由木头撰写而成的潮州文化史。它历经宋代直至如今,既被用于装饰宫廷庙宇,又走入了普通百姓家中,现如今仍然在匠人的手里展现出新的活力。

潮州木雕历史,最早能追溯至北宋时候,依据文献记载,早在十一世纪开端,金漆木雕已然定型,且用于制作精细器物,潮州开元寺身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留存宋代建筑格局,当中门簪、柁峰等木构件刀法,简朴且娴熟,虽说未发现金漆痕迹,却证实当时木雕技艺已然相当成熟,到南宋中期,曾造于《重修开元寺记》里提到的“金碧照耀,争务壮丽”,表明金漆木雕已从器物延展至寺院建筑之中。明代,乃是潮州木雕迈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潮州市博物馆所收藏的《仙姬送子》《府楼猴》等圆雕作品,其线条洗练且明快,艺术感染力颇强。建于明天启年间的潮安庵埠文祠建成,其后座留存的木雕装饰实属珍品。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揭阳关帝庙门楼藻井上的木雕出现,其技法多样、造型优美,堪称集大成之作。

潮州木雕有众多门类,其中金漆木雕极具代表性,这种工艺雕刻完后,会在那儿表面髹漆贴金,能让作品展现出金碧辉煌、玲珑剔透的视觉效果,另一种常见做法是五彩装金,通常在一座建筑里会同时运用黑漆装金和五彩装金这两种方式,以此让主次建筑层次分明,此外还有一种素雕,它不施加任何色彩,对匠师的要求反倒更高,因为所有刀法细节都暴露在外,不存在藏拙的余地。1957年,张鉴轩以及陈舜羌所创制的金漆木雕《蟹篓》,于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之上,荣获铜质奖章,致使潮州金漆木雕在国际舞台之中,从而一鸣惊人。1958年,他们所创作的《三阳开泰》《雉梅五福》等四幅巨型挂屏,被挑选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厅,进而成为国家级的艺术装饰。

潮州木雕在选材方面颇为讲究,其首选的材料乃是樟木,《水经注》当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樟树呈现出枝叶扶疏的形态,能够遮蔽数亩之地,沿海的区域大多选取它用来造船,同时还用于雕镂器物,樟木在南方盛产,不容易出现变形的情况,也不会生虫蛀,质地坚硬且具备良好的韧性,是匠师们最为钟爱的材料,当然也存在使用杉木等其他木材的情形。制作的过程起始于选材,依据题材勾勒出初步的图样,随后凿出粗坯,匠师按照布局的需求,运用浮雕、沉雕、镂空雕等不同的技法,赋予人物、动物、花鸟以灵性。平面镂通雕与立体镂通雕,是潮州木雕里极具特色的技法,平面镂通则一般是二至三层木雕工艺品制作流程,最为复杂的情况能够达到六层。借助这种技法,可将处于不同时空的人、事、物,集中在同一个画面之内,展现出极具戏剧性的瞬间。
其中潮州木雕的题材广泛得很,无一不是群众熟知又乐于接纳的内容,戏剧以及历史故事属于重要题材,像《郭子仪拜寿》《王茂生进酒》《陈三五娘》《水漫金山》诸般作品,在供人观赏品味之际,还起到了弘扬善举贬斥恶行、将教育寓于乐趣之中的作用,展现太平盛世的大型屏风《豳风图》,以《诗经·七月》作为主线,融入了潮州当地的民情风俗,再者这些作品深深扎根于潮州民俗文化的肥沃土壤里,同时又汲取了兄弟艺术的精粹。很早就采用刻画甚至镂空手法的潮州陶瓷,对木雕有积极影响,在构图、技艺和艺术手法方面都有,正是这种开放吸纳的态度,使得潮州木雕不断丰富自身的表现力。

潮州木雕艺术得以持续趋向完美,另有一个关键要素是“斗技”传统,往昔建造祠堂或者豪宅时木雕工艺品制作流程,民间存在一种风俗,一座祠堂邀请两班师傅来进行制作,匠师们在中间设置一道无法相互窥探的屏障,各自施展全部本领,等工程竣工后,拆除屏障,让众人进行评价,现存的己略黄公祠、从熙公祠皆是这种情形,这种竞争意识极为强烈的斗技方式,迫使匠师们持续创新、追求卓越。于1957年在莫斯科荣获奖项的《蟹篓》,还有后来进入人民大会堂的若干巨型挂屏,皆是这种追求极致精神在新中国的持续进展。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古式的建筑以及家具器皿渐渐走向衰落,然而木雕的运用转向艺术摆件以及装饰构件,其观赏性持续增强,一批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的创作人员加入进来,使得这门古老技艺革故鼎新。

潮州木雕与其他地区木雕不同的关键之处在于技法具备综合性,东阳木雕主要是浮雕,黄杨木雕擅长圆雕,福建龙眼木雕以浑厚为根本,而潮州木雕包含浮雕、沉雕、通雕、圆雕,多层次、纵横交错的镂通雕是其最大亮点,能把有限画面转化成广阔空间,将不同时空的人、事、物融合在一起,在潮州,不管是府城还是农村,无论庙堂之高还是民居之陋,木雕艺术随处可见。经过一处处精巧细致、光彩夺目之木雕,众人可感触到潮州文化那份精致、典雅的深邃内涵,领会到浓厚的地方民俗意味。此门古老技艺既是历史迹象,又是现存传统,至今仍于匠人手中传承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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