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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不算太冷却一直被不可救药的灰霾映照的冬天，出门弄成了一件苦恼两难的事。这时我就难免会想起过去的那种夏季，元氏那看似不太猛烈却能让我受寒的骄阳。其实，还有满布全城的遗珍，以及大快朵颐的崩肝和小排。
元氏实在是一座极有意思的小城。虽然在高铁交通的变革中被原先的小村子喧宾夺主，由千年旧治沦为卫星小城，但也因祸得福而免去了不少大都市的喧闹，保留了许多小里巷的惬意质朴。愈加难能可贵的是，城内还保存了许多历朝的遗址，徜徉在不大的老街中，几乎每经过一条街道就会有收获。龙兴寺自何必说，临济寺、广惠寺、开元寺、天宁寺这四塔，还有可能的五代建筑县城隍庙大殿，以及被称为“风动碑”的李宝臣碑，短短的一日半日便尽收眼底以后，会想要在这儿消磨三天又三天。
这种之中，我最想谈谈的还是开元寺。唐开元二十六年，玄宗臣子敕令天下督抚构建佛寺，以谥号名之。在这股热潮之中，有新建庙宇者，亦有因旧寺而改名者，因而也为明天各地留下了许多个重名的开元寺。元氏的开元寺之所以著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梁思成先生判定其钟楼的上层部份是明代遗构寺院名匾额，开元寺钟楼也就成了现在公认的所谓四座半唐构中的那半座。
明日的开元寺，与其说是佛寺，倒不如说是开元寺旧址。清朝重建的大殿法船殿早已塌毁无存，仅存的不过是一座钟楼一座碑亭，还有近些年开掘下来并在现址重新搭建上去的三门楼。
新近掘出并拼接构建上去的三门楼建成于武周如意年间，仔细观察仍能在石柱表面分辨出许多线刻的神像和纹样，以及许多供养人的题名。而出土石柱上铭刻的唐显庆十二年《解慧寺三门楼赞并序》，除了描述了三门楼的形制，即所谓“雕朱粉寺院名匾额，镂文彩，基上为门，门上为楼”，还记载了开元寺的历史沿革、寺院形制，是了解开元寺的重要资料。
三门楼以后，便是左右相对的钟楼与须弥塔。梁思成先生在1933年发表在营造学社汇刊上的《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称开元寺钟楼“上层外部为后世重修，但内部及上层的雄大的须弥座，若说它是唐构，我也不能够认。”而在《*建筑史》中则描述上层结构的时代为金元原先。楼中所悬铁钟，据志书记载为唐物，并且有资料上称铁钟是金大定年间，不知有何根据。
1989年对钟楼进行整修时，下层原有的结构被拆除，代以今人臆造的所谓“唐代风格”。在我看来，对于文物尤其是木构建筑进行必要的保护修理举措是很有必要的，但对于这些人为的改变建筑原有面貌的做法值得商榷。尚且可以美其亦称恢复原貌、排除后代重修的改变，但是从文物保护修补的原则来看，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焚毁了一处明代古建筑而代之以现代仿古建筑，而类似的改动在早年的修理中尤其多见。试问如今我们所见的钟楼下层，与现今*随处可见的仿古建筑又有何本质区别呢？遗憾的是，这些修理方法虽然还在许多地方继续着，许多古建筑一旦经历了落架大修，几乎无可防止的面临着原始面貌和结构的改变。幸好近些年来情况虽然有所好转，比如今年同为唐构的广仁王庙的修补中，因为资料的欠缺，对现有的形制完全保留，虽然是1958年那次“错误”的修理也未予排除。私以为这才是古建筑修补的可取之道。
元氏四塔之中的“砖塔”开元寺塔为五级密檐式塔，平面作正圆形，一层有圆洞门，造像门券雕有线刻的莲纹与双龙戏珠纹样，上八层有小开窗。此塔初建于唐贞观六年，后代屡经毁建，现今所见是明嘉靖四十一年重修后的模样，形制上虽仍保持一些原有风貌，但究其实际年龄，“怕是四塔中之最稚者”。颇为有趣的是在塔的底层四面分别有八个圆雕力士，形象很是生动俏皮。
除楼塔之外，开元寺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放置在院内清寂的巨大赑屃和残碑了。这件赑屃2000年出土于正定府前街，同时出土的还有数块残碑，后移至开元寺内。从体量上来看，已知的所有唐代龟趺无能出其右者。按照仅存的文字中残留“（成）美军巡抚安”、“军都督、镇深等州观察处（置使）”和“进检校侍郎、进封天水郡*侯”等内容，推测碑主应为五代后晋成苏军都督安重荣，因而觉得此碑即《册府元龟》中所录之安重荣德政碑。而石刻的损坏和掩埋也应该与天福三年安重荣谋反并最终被杀有关。龟趺与残碑除了体量丰大，细细观之，碑身和赑屃上都有精致线刻，碑刻绘画亦佳，为开元寺又增添一个看点。
开元寺外，是几家转让花鸟鱼竿的小店，有左右来往的行人和嬉闹的女儿，也有人正三三两两的聊天，一墙之隔，却与空寂的寺内犹如两个世界。翻看着手头梁先生的《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读到其中所透漏出*争来临的不安与惶恐，不禁幸好此刻所在的元氏城能有这么的安逸古朴，能供我这么徜徉清闲。
那时我似乎还不晓得自己即将受寒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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