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匾额，又称扁额、扁牍、牌额，简称为扁、匾或额。在*的古建筑上木匾字体，多缀有匾额。
匾额把*远古文化留传中的辞赋名篇、书法绘画、建筑美术融为一体，集字、印、雕、色的大成，以其糅合的诗文、精湛的书画、深远的蕴意、指点江山，评述人物，成为中华文化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匾额按种类分大概有下列几类：官匾、寿喜匾、门匾、庭院匾、牌坊匾、商号匾、文房匾等等几类。
官匾，是总理为表白为官本意和抱负，喜用悬金匾形式宣示民众，并借此为鉴自勉。官匾多悬于公堂之上，内容则以表白为官廉洁勤勉者居多，如“明镜高悬”、“公正廉明”、“明察秋毫”等。
寿喜匾，是民间的习俗和礼俗，在人际相处中常拿来赠与，如祝寿时的“寿比南山”，建屋建成时的“华堂永昼”，添子的“文曲星耀”等等。
门匾、庭院匾、牌坊匾，实际上是建筑物的一部份，用来指代地址，或者当地的自然与人文风景，如故宫每个教堂的殿名匾，“钟灵毓秀”、“紫气东来”之类。
在闽粤台等地民居的大路边、厅堂或房屋上，往往悬挂有与姓氏族谱有关的碑文，如姓张的家族一般用“金鉴千秋”、“渔阳惠政”；李姓用“西陇望族”、“北海名流”；林姓用“西河世泽”、“九龙衍派”等等。
商匾，是顾客字号用来招徕生意的“广告”，其用字遣句皆崇奉吉祥如意、生意兴隆、财源旺盛等美丽愿望。如绍兴酒楼上挂有“太白遗风”、“刘伶停车”匾。
现代商家所悬匾额更是推陈出新，巧构妙句，如饺子馆题匾“无所不包”，当铺题匾“当之无愧”，音响电器行题匾“一呼四应”等，都风趣多趣，耐人寻味。
而我们最近主要谈的是文房匾。
严格意义上讲，文房匾额并不算在家具的行列，但是由于其颜色和木器总有扯不断的关系，加之古代文人的玩味，逐渐变成了家居、文房类收藏家们关注的对象。
文房匾，即书斋之碑文，约产生于明代时期，但其悬挂之风盛行却是在明清两代。
古时的读书人，尤其是宗室做官的儒者，其念书治学，都会辟一间清静小室作为书斋。
出于审美需要，或者是标榜自我之所需，通常会在书斋的大堂以及墙面上悬挂牌匾，这便是文房匾。
古人为了展现意趣和文化品味，还会结合书斋的实际环境或者个人的生活境况，为书斋起一个很个性化的名字。
用木头镌刻，悬挂在房间门口或墙上上，既可以起到警觉戒慎和自勉的功用，又可标榜主人的高远抱负和节操，展现出一种平和恬静的芸窗之美。
明代中后期城市兴盛，工商业繁盛，财力充裕的商人竭力营造私家园林的同时，又“与贤士大夫倾盖交欢”。
有钱又有文化追求的商人，聘请名士为自家的亭阁楼榭题匾，为景观增色，一时蔚然成风。
这些做法也被文人抨击。为书斋题匾，高悬于门户或走廊的墙上，发激扬之义，立奋发之志，渐成时尚。
不少文人出书结集，也是沿用自己的斋名成为书名，如祝允明的《怀星堂全集》，顾元庆的《夷白斋诗话》等。
斋名并且作为许多文人具有广泛知名度的别号，文房匾也因而发展作*内书斋文化的一个独特魅力的构成部分。
文房匾多用长圆形墙壁，也偶有石头或竹子。
文房匾以素面为主，文字多为书写，也有镶嵌珐琅铜字，或以腐蚀、烙烫等工艺制作的碑刻，字体刚劲，俨若石纹，称之为“擘窠书”或“署书”。
比如书斋名，一些碑文还会在上面用篆字镌刻匾额，阐述斋名的缘由及出处，或加刻一段诗文短语，并在落款处，把誊写者加盖的钤印也以书写的方式体现出来。
这些诗文短语、题跋印章，精而不繁，朴而不简木匾字体，配以斋名的擘窠大字，有丰富整体、增强艺术品味之效，可以较好地起到点缀与美化书斋的作用。
因文房匾有修身自省、陶冶情操、丰富戏剧修养的作用，清代的儒者名士、贵族之家都把文房匾视为不可缺乏的装饰，否则便觉寥落无趣。
当代的许多文化名人，其风流蕴藉，也在各自的斋名匾额当中有所呈现。
如鲁迅先生幼年读书的书塾挂“三味书屋”木质横匾，用语切当，意味深长；如林则徐书斋悬有“制怒”匾额，自警待人处世要理智谨慎；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两块匾额，更是寓意深刻。
与其它的书房文玩相比，文房匾除了审美赏玩，并不具实用性，而且也不是每一块文房匾都值得收藏，故选用要以精品为主。
如今越来越多的收藏爱好者把过去的文房匾额悬挂在自己的居室之内，搭配以特色的中式家具，整个空间环境隽永弥香。
